2019-11-07
由于手術是典型的開放性治療手段，對患者機體本身同時會產生強烈的應激反應從而導致炎癥反應的發生，且因手術過程中會造成機體損傷、出血等，一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術后可能出現各種并發癥，其中典型的并發癥即為術后感染。
降鈣素原（PCT）作為臨床常用的感染標志物，在外科手術領域應用也較為普遍，其特異性強，在當下聯合檢測的趨勢下，敏感性強的白介素6（IL-6）是它的[敏感詞]搭檔。由于外科手術在圍手術期對患者心理、生理的應激刺激以及并發感染的幾率較大，故不乏眾多兩者在外科手術領域中的相關臨床研究，以下選取了PCT和IL-6普外科、心胸外科等方面的一些典型研究為例加以闡述：
普外科
——行手術治療的(de)乳腺癌(ai)患者
乳腺癌患者的臨床手術治療經驗證實，部分患者后可能發生切口感染。PCT和IL-6異常升高提示切口感染，可于乳腺癌患者手術后，定期行血清PCT及IL-6監測，以減輕乳腺癌患者的痛苦體驗，改善其預后[1]。
——直腸癌手(shou)術(shu)中藥物抑制炎癥反應
高含量的 IL-6反映術后應激損傷、感染程度均較大等信息，也是影響腫瘤細胞生存和生長增殖的重要調節因子，因此檢測對手術風險和預后評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以下研究中觀察組加入藥物應用起到抑制 IL-6 升高的調節作用[2]。
心胸外(wai)科
——主(zhu)動脈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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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脈夾層會機體處于一種高凝和高炎性反應狀態，手術方式為覆膜支架植入術，加重了機體的這種反應。以下研究中，兩組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覆膜支架植人術患者中，抗凝血酶組和空白對照組進行IL-6濃度變化觀察，兩組都有炎性反應激活。監測IL-6等炎性因子能評估手術方案的高炎性反應狀態，預防術后不良反應的發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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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前全身炎癥反應與急性夾層的發生相關；心肺轉流下的外科手術導致術中及術后炎癥反應的增強。全身炎癥反應較強的急性夾層患者圍手術期臟器損傷比慢性夾層患者更常見，術后恢復較差。術后監測PCT值可能有助于臨床鑒別高危患者，從而采取針對性治療并加強監護[4]。
——心臟介入術
心臟介入手術是一種微創性手術，但是作為一種侵入性診療方法，部分患者在圍術期及術后會發生一些并發癥。 心臟介入手術后患者血清PCT、IL-6均有升高，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升高更為明顯，術后檢測PCT、IL-6對心臟介入手術后肺部感染的發生有監測作用[5]。
——心(xin)臟手術
心臟手術時需要在體外循環下進行（如建立中心靜脈導管置管），體外循環帶來的炎癥反應更為嚴重，術后更容易發生感染，相關性血流感染(CRBSI)是置管后為嚴重的并發癥[6]。
IL-6、PCT感染因子指標值越高的患者預后相對越差，感染越不容易控制，且與APACHE II(慢性健康狀況評分系統Ⅱ)評分間有正相關性，用于CRBSI 心臟手術患者預后的評估有積極意義[7]。
結合以上研究，“手術前后檢測PCT + IL-6的臨床意義”相關結論[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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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手術(shu)本身的關系
手術(shu)創傷可導致(zhi)血(xue)中IL-6水(shui)平(ping)的升高(gao)；
腫瘤手(shou)術(shu)其術(shu)后IL-6水平取決(jue)于(yu)腫瘤及手(shou)術(shu)創傷及機體免疫功能影響(xiang)程度；
有(you)炎癥(zheng)手術影響術后IL-6水平有(you)炎癥(zheng)和手術創傷兩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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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術后發(fa)熱的關系
術后IL-6的升高的患者(zhe)伴隨術后發熱,而當IL-6水平(ping)逐漸降低時(shi),則(ze)發熱亦隨之減退。且術后IL-6水平(ping)的變化比(bi)CRP更(geng)能反應手術應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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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變化與手(shou)術后并(bing)發癥關系
手術能引起機體免疫功能障礙，術后的免疫抑制與感染并發癥的發生密切相關。并發癥患者術后IL-6水平持續升高,出現在并發癥發生之前。PCT是外科手術后、創傷后發生院內感染的敏感預測指標，采用PCT進行術后院內感染的預測，有助于對感染病原體進行鑒別診斷，并指導術后抗生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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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時間節點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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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shu)前麻醉前測：了解患者基數(shu)水平；
術后測：3h、18h、24h、36h、48h，3d/5d/7d等（根據手術應激程度及醫院科室實際情況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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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楊潔泉等.血清PCT、CRP與IL-6對乳腺癌手術后切口感染檢測的診斷意義[J].中國現代醫生,2019,57(10):5-8.
2.許艷淑.氟比洛芬酯對直腸癌根治術患者血清 IL-2、IL-6 表達的影響[J].結直腸肛門外科.2016,22(1):13-17.
3.李丹楓等.抗凝血酶對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覆膜支架植入術中炎性細胞因子和黏附分子的影響[J].中國醫師雜志,2013,15(6):837-839.
4.急性主動脈夾層圍手術期炎癥因子的變化及其臨床意義[J].中華外科雜志,2012,50(12):1104-1107.
5.心臟介入術后血清降鈣素原及白介素-6與肺部感染的相關性研究[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6,26(16):3674-3676.
6.劉瑤等.烏司他丁對體外循環心臟手術病人腦內IL-6和IL-8的影響[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05,15(9):1389-1391.
7.夏海娜等.心臟手術患兒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預后的感染因子指標研究[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6,26(14):3307-3309.
8.張光金,潘雷達.手術前后檢測IL-6的臨床意義[J].上海免疫學雜志,1997,17(2):177-178。
9.陳慧貞,肖玉鵬.降鈣素原檢測在手術創傷中的應用[J].檢驗醫學與臨床,2012,9(8):95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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